冰島生存手冊：從 Sigur Rós 到 Laufey，一座島嶼的音樂私藏地圖
前陣子看到一個訪問，記者問某個冰島獨立樂團的主唱：「為什麼冰島有這麼多厲害的音樂人？」主唱偏了偏頭，想了一下說：「可能是因為冬天太長了，我們也沒有其他事可做。」全場笑了。但我想了想，或許這的確就是答案。冰島的音樂之所以那麼特別，是因為它從不是為了取悅任何人而創造的 ── 它是生存的必需品。於是，在某個失眠的午夜，我也就這樣，被拐進了一個名為冰島的音樂世界 。
冰島的音樂，無法搬到其他地方複製。那座位於北大西洋、人口不到四十萬的島國，處處是寶藏。後搖滾樂團 Sigur Rós 的主唱 Jónsi 用一種不屬於任何人類語言的「Vonlenska」（又稱 Hopelandic）吟唱 ── 那是他自己發明的、沒有文法也沒有詞彙的語言。我們聽不懂歌詞，也不需要聽懂。當那些聲音穿過耳膜時，冰島的風、冰島的雪、冰島的黑沙和極光，就一起湧了進來。
紀錄片《Heima》裡，Sigur Rós 回到冰島的偏遠小鎮，在廢棄的工廠、石頭砌成的舊教堂、甚至杳無人煙的荒野開免費演唱會。村民帶著小孩來了，青少年騎著單車來了，老人拄著拐杖也來了，所有人安靜地坐著，聽鋼琴的低音在山谷間反彈。冰島的音樂，不單是為了賣錢而存在的，它就是生活本身，是這裡的人面對漫長冬季時，吐出來的一口霧氣。
我想，很多人第一次接觸冰島音樂都是因為 Björk。從 The Sugarcubes 時期那股無法馴服的 punk 能量，到《Debut》、《Homogenic》、《Vespertine》等專輯一次又一次顛覆自己 ── 她把弦樂、電子節拍、民間旋律和個人生命經驗攪拌在一起，創造出一種只能用「Björk」來命名的聲音。她幾乎不會重複既有模式，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偏離常規，就像冰島人常說的一句話：我們腳下的土地每天都在變，如果不跟著移動，就會被甩出去。
至於近年，說到冰島音樂人，就不可能不提 Laufey 了。1999 年生於雷克雅未克，父親是冰島人，母親來自廣州。她出身音樂世家，母親是冰島國家交響樂團的第一小提琴手，外公則是中國著名小提琴教育家。四歲學鋼琴，八歲學大提琴，十五歲就以大提琴獨奏家身分與冰島交響樂團同台演出。
但她選擇了另一條路。她不願只待在古典樂的殿堂裡，轉身走向了爵士、流行、Bossa Nova 和 Bedroom Pop。外媒封她為「讓 Gen Z 再次愛上爵士樂的人」，她想把爵士樂帶給年輕人，就像 Taylor Swift 將流行樂與鄉村音樂結合那樣。她唱起歌來有一種超越年齡的沉穩，歌詞卻細膩如少女日記，聊暗戀、約會、心碎，也寫給雙胞胎妹妹，寫給那個曾經因混血身份而受嘲笑的十三歲的自己。
最後還想推薦 Of Monsters and Men（獸人樂團），一個讓人很難不被吸引的存在。2010 年，雙主唱 Nanna 與 Ragnar 召集了幾位朋友，一組隊就拿下了冰島一年一度的音樂比賽冠軍。隔年他們推出首張專輯《My Head Is an Animal》，收錄其中的〈Little Talks〉以輕快的銅管樂與男女聲交替，看似活潑跳躍，底層卻藏著一位老婦人與逝去丈夫之間溫柔而心酸的對話。這種用歡快的旋律唱悲傷的故事，正是冰島人拿手的「魔法」。他們擅長用奇幻意象編織歌詞，小號、手風琴與結他交織出像營火般溫暖而富有感染力的聲響。聽著他們的作品，總覺得腳下踩著的，不再是鋼筋水泥。
冰島的音樂人還有很多，像是以鋼琴與弦樂交織出孤寂美學的 Ólafur Arnalds；以藍調搖滾征服全球的 Kaleo；一個人就是一支樂隊的 Mugison；迅速征服冰島樂壇的流行女聲 GDRN；溫暖細膩的唱作歌手 Júníus Meyvant… 冰島人懂風的語言，而我們這些居住在亞熱帶島嶼的人，只能透過耳機，偷偷聽見來自北方的回聲。它們就躺在歌單裡，像一座只屬於你的小島。
